2026年2月初， 高艺——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跨娘（跨性别女）主席，受邀参加奥地利最大跨性别组织TransX的会议，并发表重要见解

 

一、2015 年 12 月前后，在中国，一个很普通、很底层的中国家庭里，我做了一个对旁人来说很小、对自己来说改变一生的决定：

“我是女生。我要以女生的身份去爱男人、被男人爱。”那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什么 “SM 玩法”，只是非常朴素：我的心理性别就是女；我的感情对象就是男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顺女，一切问题都消失了。

但在中国，跨性别女意味着什么？

简短说就是：法律没有、医疗不懂、没有药物、社会嘲笑、国家随时可以踩死你。户籍、身份证性别几乎无法更改，很多地方必须做完“全套手术”才有可能；医生对跨性别几乎是空白，要么把你往“精神病”塞，要么劝你“正常一点”；社会上，跨女=笑话、变态、“不男不女”，连正常找工作都困难；更不用说公开谈 SM美学这些“更不正常”的东西。

同时，我也在政治上越来越清醒：我看见中共是什么……性别 + 政治，这两条线绑在一起，很快就变成了： “我这个人，在中国是要出事的。”

二、2021年11月1日，来到奥地利：我以为我在“做人”，系统却把我当“档案”

对奥地利的系统来说，我只是一个新案卷。我向 BFA 申请庇护，讲了：我是跨女；我在中国的压力、暴力风险；我公开反共回去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BFA 的回答是： “拒绝。”

BFA觉得：我夸大了中国的危险；我不是公众人物；没那么严重。

而且庇护程序里，口译员可以决定你到底是谁。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是跨女。可口译却把它翻成了“同性恋”。这不是小错，这是对我身份的消灭：把“跨女的社会暴力风险”偷换成“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从而让整套风险评估发生偏移。对一个靠“叙述一致性”和“可记录性”存活的庇护人来说，这种翻译错误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暴力：它不需要打你，它只需要把你写错。

我被安置在遥远的下奥地利mitterbach，靠近mariazall，那里没有queer社群，而是浓厚的天主教氛围，那里没有心理医生，我需要雌激素，我被卡在那里，因为心理医生的诊断是拿到雌激素的前提，而心理医生大多数都在维也纳，所以我被卡在那个遥远的mitterbach，没有口译员翻译，没有车票钱来维也纳，联系不上医生，不熟悉奥地利跨性别hrt的流程。

我上诉到 BVwG。2024 年 2 月 26 日，BVwG 驳回上诉，确认遣返。一直到bvwg的否定判决来到，我还没有得到一瓶雌激素。纸面上，从bvwg否定判决那一刻起，我已经是一个可以合法被送回中国的人。那时我还抱着一点“欧洲人权国家”的幻想，以为：他们会理解跨性别、政治风险；奥地利不可能把一个公开反共的跨女送回中国。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

制度是可以一边说“人权”，一边在凌晨四点把你从床上拖走的。

三、2024 年 4 月 16日：凌晨 4:55，被抓走、关进 PAZ、准备遣返

1. 被叫醒：“Everything is over.”

2024 年 4 月 16 日，大概凌晨 4:55。我在下奥地利的难民宿舍睡觉。门被敲开，BFA 的工作人员和警察冲进来。他们拿着一叠德文文件，对我说的英文只有几句：

“You need to go.”

“Your case is over.”

“Everything is over.”

我没戴眼镜，文件在我眼前晃了几秒：第一页密密麻麻；他们说：“明天你回中国。”我拒绝签字，因为我看不清也看不懂。后来在判决里，这一段被写得很干净： “申请人拒绝签收。”

在现实里，那是：一只手伸进我的梦里，把我的人生当作垃圾袋系上口，要扔走。

2. 被限时打包、收手机、押走

他们收走我的手机，让我收拾东西。他们说的是“给你时间整理”，我的感受是： “快一点，没时间了。”我随手抓了几件衣服和重要文件，大部分东西都留在了房间里。

那一瞬间，我很清楚：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安排明天”的人；我只是一件“要被执行”的物件；我是一个程序里的“下一步：遣返”。

3. Polizeianhaltezentrum：提前排队的“出发大厅”

之后，他们把我送进维也纳的 Polizeianhaltezentrum——拘留中心。从法律文字看，这是： “为执行遣返所实施的拘留措施。”从我的身体看，这是： “今晚在监狱排队，明早押上飞机送回中国。”

我非常清楚：以我公开反共、跨女、SM、政治表达这些东西回到中国会发生什么；中国可以说你“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精神不正常”，可以说你“扰乱社会秩序”，可以什么都不说，直接让我消失。

那一夜，我在脑子里，把自己送回中国、被消失、被精神病院、被审讯、被虐待的画面走了一遍。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那种有骨气的人”，是可以在中国面前硬撑的人。那一夜，我自杀未遂，我的人格崩塌了。我发现自己不是那种英雄，我只是一个被系统想删就删的档案。

4、离遣返飞机起飞还有3个小时，10:10，我被放出来

2024 年 4 月 17 日上午 10:10，他们把我从 PAZ 释放，因为奥地利宪法法院受理了我对bvwg法院判决的上诉。朋友、queer组织、律师在外面已经拼命奔走、申请紧急禁止遣返。最后在 5 月 29 日的判决里，法院写了一句： “由于申请人已经被释放，临时法律保护申请无对象，故不再受理。”

对系统来说：这只是一个程序事件；拘留执行了一天；遣返没成，先放人，法律程序就算“完结”。对我来说，这一块记录证明：我确实站在了“被送回中国的边缘”，站了一整夜。

四、人格崩塌之后：我认识到的“真实自己”

很多人以为，一个拿了那么多第一的人，会很“硬”。我是中国第一个不用手术、靠判决拿到正式难民女护照的跨女；我是中国第一个扶她女。我把扶她女、跨娘做成“民族化工程”是世界第一，我跟中宣部那群人打宣传战；我在奥地利宪法法院打赢对bvwg错误庇护判决的上诉。这些都是事实。

但我在 PAZ/监狱的那一夜，被迫看见一个我以前不愿承认的自己：

我以前以为我是“那种有骨气的人”，会在中国面前硬撑、硬扛。可那一夜我发现：在极端权力面前，我的大脑会迅速进入一种求生模式——不是反击，而是“如何活下去”。我甚至会开始提前计算：如果真的被送回中国、如果真的进入中国监狱，我要怎么讨好、怎么配合、怎么降低伤害。

这不是“道德败坏”，也不是“我不够勇敢”。这是人在强权与死亡威胁前的本能策略：讨好权力，换取时间与可控性。我的痛点是：我曾经把“骨气”当作自我神话，而那一夜我发现，神话会碎得很快——碎的时候不是崩盘，而是清醒到刺骨：

“原来我也会跪。原来我不是英雄，我是一个会被系统按下去的人。”

而更深一层，是我后来反复强调、也最想让听众听懂的那一句：无论我取得多少“世界第一”“中国第一”，在中国的那套暴力结构里，只要他们愿意把我控制住，我的成就会瞬间被剥掉所有。

我脑子里认真演练过一遍：把我丢回中国，让中共的人坐在我对面。一开始我可能还会嘴硬几句，但我知道，只要对方稍微施压、恐吓、打我、虐待我、威胁家人，我撑不了十分钟。

这个结论不是“自我贬低”，恰恰是我对权力机制的透视：我看见了“成就”在暴力面前的脆弱——不是因为成就没价值，而是因为暴力的目的从来不是与我辩论，而是把我变成物品。在某些政体里，“主权感”不是心理学概念，而是身体概念。我所谓的“身体主权”，不是抽象尊严，而是“我是否能不被抓走”“我是否能不被押上飞机”“我是否能不被关进某个空间里任人处置”。

在 PAZ 那一夜以后、在之后的很多模拟里，我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事实：只要中国真的想收拾我，只要他们真的把我控制住，我撑不了多久。这不是我要你们“来教育我勇敢一点”，而是我实实在在知道：在极端权力和暴力的控制面前，我会跪下，而不是反击。

这点，在最近白天被陌生男人堵在维也纳公共厕所猥亵，遭遇真实的非自愿性暴力的时候，又被证明了一次：他力气比我大，我瘦、我弱；他把门锁起来，把我堵在墙角；我知道“理论上可以叫，可以反抗”，但身体做出来的却是：顺从、配合、讨好，给他亲脸、亲脖子、亲手、抱、摸，只求尽快结束。这不是“我需要一个道德老师来纠正”，而是我面对暴力时真实的身体反应。

所以我才会说： 无论我拿多少“世界第一”“中国第一”，无论我多会骂中共、骂中宣部，只要他们真正把我抓在手里，我就是跪着的。这是我最深的痛，也是我 SM 世界观的众多基点中的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情。

五、我用 SM 做反抗叙事：——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那套“正常性别/正常公民”的嘲讽。中国那边嘴上可以骂我“变态、贱、骚”，但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控制不了我现在的叙事。

SM是从中共手里抢回来的那一点自由，这里我要讲的“SM”，不是为了多一点性刺激的几招“小花样”，而是一种自由实践：是对身体、欲望、身份、权力关系的自主编排权。

中共想要什么？想要的是一个被抹平的社会：只有“正常男女”“正常夫妻”“正常做爱”，只有计划好的生育、合格的公民、乖顺的身体。一切不在他们词典里的东西，都可以被贴上标签：“变态、低俗、精神有问题、反社会”。跨女是不正常的，扶她女更是恶心，sm躲在阴暗的角落。

我公开以跨女、扶她女、m、猫娘的形态生活，在中国语境里其实是一个多重“犯罪现场”：挑战性别规范，挑战性道德，挑战父权家庭，甚至挑战“国家对身体的所有权”。

我把 SM 当成政治反抗，是因为SM是一个中国不给我的东西——一种中国不愿意承认的自由。我用尾巴、耳朵、项圈、m 的身份，把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从“国家—父母—道德”的那条链上拆下来，重新挂在“我自己的自由”和“政治反抗“这条链上。

在中国那套宣传里，跨女、扶她女、SM都”“堕落的西方文化”“互联网垃圾”；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是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怎么使用自己身体和欲望”的选项。

我在维也纳街上穿着尾巴、耳朵、项圈，画猫咪妆容，灯光狸、胶衣狸，用猫咪的形态白天逛博物馆、晚上跑步、去政府部门、去NGO、去学校，我不是在简单“玩一个 kink”，我是在做一件在中国几乎不可能活着做到的事：把 SM 从阴暗的地下亚文化，拿到阳光和公共空间里，对中共那套单一、保守、装正经的性别政治的公开挑衅。

中国那边可以骂我“骚、贱、变态”，但他们心里很清楚：我抢走的，是一个他们控制不到的叙事权，是一个他们本来想牢牢关在中国国境线里的身体，现在却在维也纳街头、在欧洲法律保护下，用 SM 的方式活得比他们中国还自由、还放肆、还高级。

对我来说，SM 是为了从一个极端封闭的政权手里，抢回来我对自己身体、欲望和命运的支配权，我用了十年时间，把自己从中国底层男生调校成今天这样在维也纳街头日常理化的扶她女m，这不是一时兴起的cosplay，而是一整套和中国政治和中共党决定性别和意识形态对着干的长期工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当我以扶她女m、狸娘的方式公开出现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国和中共的政治反抗宣言。

六、中国的酷儿：我只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现在可以来这里演讲、骂中国、骂中宣部、讲 PAZ 的细节、讲自己如何想拿 SM 世界第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残酷的“幸运”：我逃出来了；我没有死在自杀未遂里；我没有真的被押回中国；我有奥地利宪法法院上查得到的判决，宪法法院明确指出 “我回去中国只会遇到日常歧视、不存在真实风险”的结论，是不可成立的；因此认定我在“外国人平等对待权”上受到侵害，并直接撤销原判。它还明确写到：不能期待当事人为了避免迫害而“隐藏身份”，并指出对同性恋的该项法理也可类推到跨性别者；我有德语老师、律师、NGO、朋友，可以给我平台。

而在中国，绝大多数跨性别、SM 玩家、性少数，连“讲出自己的故事”这一项权利都拿不到。他们只能在厕所里被猥亵、在警察局被羞辱、在家庭里被殴打、在精神病院被打针，然后在互联网上被骂“贱货、病人、变态”，被中国庞大历史叙事中被淹没，什么都无法留下。

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并不是“我有多勇敢”，而是：“如果我没逃出来，这些很可能是我会经历、却永远说不出来的那一切。”

谢谢你们听我说完。

—— 高艺

2026 年 2 月 · 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