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庇护成功一周年成就总结——以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跨娘扶她女主席身份所作的阶段性报告

 高艺:庇护成功一周年成就总结——以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跨娘扶她女主席身份所作的阶段性报告


2025年2月28日,是我在奥地利拿到庇护的一天。


对系统来说,只是一个案子结了;对我来说,这是生死秤砣第一次明显偏向我这一边。

在这一天之前,我随时可能被送回中国,被毁灭,被一张纸、一句判词、一架飞机从世界上抹掉;

从这一天开始,我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法律文本里,被写在“必须保护”的一栏。


这一年,我得到的不只是几张证、几道批文,而是一整条生命结构的重写:

法律身份被重写,身体与性别被重写,民族与理论被重写,城市与居所被重写;

我对SM、身体主权、男人、主人、自由、尊严和“真我”的理解,也都被迫升级。


这一年,我不是“活得好一点”,而是从中国的缝隙里,爬上了维也纳的地图。


一、法理生存:从“可被遣返的案卷”到“受国际法保护的女性”


庇护成功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身份性质”被改写:


从一个可以被处理的对象,变成一个必须被保护的主体。


2025年3月,在心理治疗师、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和相关专科医生的联合支持下,我拿到了奥地利医保支持的HRT雌激素治疗。

这不是“终于开药了”那么简单,而是医疗体系承认:

我的跨性别身份、身体痛苦与过渡需求是真实的、正当的,需要制度出手,而不是让我自己熬下去。


同月,我在未做变性手术的情况下完成法律性别更改,正式在法理上变为女性。

2025年11月26日,我第一次拿到写着“F”的护照。


这意味着:

我不只是“自我认同是女的”,也不只是“在心理学上是女的”,

而是——在行政系统、证件系统、边境系统、国际法框架里,

我被写进了“女性”这一格。


重要的是:我没有用手术和切除去换这张纸。

我保留了阴茎和睾丸,却依然被承认为女性。

所以,当我后来讲“扶她女”时,它不是一个网上词,而是一个现实、法律和身体三方对齐后的存在。


二、身体与自我定义:从“想变成普通女生”到“我选择成为扶她”


庇护之后这一年,真正改变我的,不只是“变成女的”,而是——我重新决定用什么形式活成女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目标理解成:

“做手术”“隆胸”“变成完全意义上的女生”。

刚到奥地利时,我也以为:终点就是“像一个普通顺女那样”。


但2025年3月,当我已经拿到女证、HRT和法律承认之后,一个很冷的事实摆在我面前:


法律上我已经是女性了,但我仍然拥有阴茎和睾丸。


更关键的是:

我非常清楚变性手术对快感、高潮、并发症和后遗症的风险。

我不想为了迎合某种“标准女性模板”,

把自己真实的身体经验整块牺牲掉,好像只要“合格”,就必须把那部分自己剪掉。


在这个前提下,2025年4月30日,我写下了那篇:


《我选择成为扶她》。


那是我第一次用正式文本写明:


我是女性;


也是扶她女;


这不是别人替我贴上的标签,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


我拒绝让“女生”这两个字,把我从男生一路杀出来的全部代价抹平;

拒绝让“普通女生”的模板,吞掉我这条生命中最惨烈、最精彩、最像把自己扔进炉子里重铸的一段。


这一年,我不仅得到“你是女人”的承认,

更回答了“你是什么样的女人”。


不是被世界分类,而是我亲手发明了自己的类别:

我选择成为扶她女,并承担这个词全部的重量与自由。


三、理论与民族工程:从个体生存到“中华跨娘 / 中华扶她女”的命名权


这一年,我做的并不只是在替自己争口气。

我把整件事推到了“民族”和“文明内部异质存在”的高度。


2025年初,我提出“中华跨娘族群(Chinese Transgender Women’s Ethnic Group)”。

意思很简单:

我拒绝再用“性少数”“边缘人群”那种含糊标签,

我要把跨娘作为一个有共同命运的族群来说话。


同年9月7日,我进一步提出:


中华民族第57个民族——中华跨娘民族


中华民族第58个民族——中华扶她女民族


并要求中华民族解放革命根据地中央(CCNLR)对这两个民族的存在、权力和独立民族性,进行调查、确认并正名。


同时,我把自己的经历,转成面向中国的具体政治诉求——

免术换证: 不需要变性手术即可更改性别登记、身份证件和护照。


我之所以敢这样要求,是因为:

我本人就是一个未手术、却已经被一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为女性的中国人。

我不是在空想,我是在拿自己的存在去敲中国的门。


在我之前,“扶她”更多只存在于情色漫画和段子里;

在我之后,“中华扶她女”第一次以现实政治概念、法律概念、民族概念的方式出现。


我不是在玩一个字眼,

而是在为一种长期被毁灭、被抹除、被当作不存在的生命形式,

发明她在历史中的名字。


四、国际发声:走进奥地利跨性别主流场域


2026年2月初,我受邀参加奥地利最大跨性别组织 TransX 的会议,并发言。


这说明一件事:


我不再只是一个“被庇护系统接收的中国个案”,

而是一个能在欧洲主流场域里,输出议程和概念的人。


在那次发言中,我把整个轨迹摊开:


在中国:底层家庭+跨女+反共,注定要出事;


在奥地利:BFA、BVwG 先后拒绝庇护;


2024年4月16日凌晨被从床上抓走,押进 PAZ,离押回中国只差三个小时;


最后由宪法法院推翻错误判决,我被拉回“受保护”一边。


我讲出口译把“跨女”翻成“同性恋”的制度暴力,

讲被扔在下奥地利 Mitterbach 山村、HRT路径被掐断的那几年,

也讲了那一夜在PAZ里,我如何真实站在“被送回中国的出发点”上。


更关键的是,我在 TransX 会议上,正式提出面向中国跨娘群体的方案——

“双免一保障”:


免一:跨性别相关医疗免费;


免二:免术换证换护照;


一保障:保障跨娘在中国的生存、尊严与安全的社会生活。


从这一刻起,我不只是一个“幸存者”,

而是一个开始对中国跨娘提出要求、提出方案的政治主体。


我从“被迫逃出来的人”,

走到了“代表中国跨娘,对着欧洲麦克风讲话的人”。


五、狸化与公共存在:把心里的那只狸,带到维也纳街上


2025年6月,我搬到维也纳。

7月底,开始上德语课;

10月中旬,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狸化”——戴上尾巴和耳朵上街。


那之后到2026年2月底,我已经这样生活了四个多月:

上课、逛街、跑步、去博物馆、去教会、去政府部门办事,

都是一只“扶她狸娘”在行动。


在中国,“猫娘 / 狸娘 / SM / 扶她女 / 跨娘”被打在阴影里:

羞耻、变态、垃圾、不能见光。


而我在维也纳,以一个有庇护身份、有女护照的扶她狸娘,把这一整套存在直接拖到白天和城市中央。

坐电车、走街道、进教堂、上课堂。


我以狸娘形态公开活着,本身就是对中共那一整套“正常性别 / 正常公民 / 正常欲望”话语体系的嘲讽。


这不是自拍里换个滤镜,也不是周末cosplay。

这是我日常生活的样子,是我争回来的公开形态。


我不再只是在脑子里想自己是狸,

而是在现实城市中,用脚步把这只狸踩在地图上。


六、人与主人:我不再为男人而活


这一年,我与男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2025年11月中旬,我遇到一个约旦男人。

我对他有非常干净的爱。

他把我从街上带回家,我一度以为他是主人,于是和他纠缠了大概两个月。

直到2026年2月,我离开他,头也不回,此后没有再说一句话。


在这段关系里,我看清了一件事:


很长一段时间,我默认只要是“男人”,他就天然比我高一层。

只要他有能力毁灭我,我就愿意叫他“主人”。


然后我终于明白:


毁灭,是最低级的能力。


绝大多数男人都可以伤害我、压制我、摧毁我,

但这不代表他们有资格做我的主人。

真正的主人,是一边让我活着,一边驾驭我、理解我、承担我、带着我这条生命往前走的人。


从这一刻起,我的对男人的迷信断了。

我不再为了被男人接纳而改造自己。


我可以很清楚地说:


我不是为了男人而活;


我现在的样子——扶她、狸娘、SM、主席——不是为了取悦任何男人;


我在维也纳以狸的形态生活,是因为这就是我自己。


这一步,是精神上的断骨重接。

我把“献祭给男人”的旧模式,换成了“献祭给真我”的新契约。


七、生日、神父、契约:时间轴重新归位


2025年12月7日,我过了人生中第一个“作为女生的生日”,那天是我31岁的生日。


那不是普通的生日提醒,而是一位神父对着我说:


“今天是你的第一个女生生日。”


这句话的意义在于:

从那一刻起,我作为女性活在世界上的时间轴,被正式点亮。

我不再只是文书上的“性别女”,而是被以“女生”的身份记住这一天。


那天,我坐上维也纳的摩天轮,在高空俯瞰这座城市的夜景。

在那一圈缓慢的转动里,我突然意识到:


我15岁签下的契约,已经持续超过了我生命的一半。


这30年已经走完;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将以“法律意义上的女性、现实中的扶她女、街上的狸娘、民族命名者和党主席”的身份继续。


那一晚,在城市上空的一只扶她狸,看见了自己——

不再是历史粉尘,而是一条有坐标、有时间戳、有见证人的生命线。


八、维也纳市政公寓:从“这是他的家”到“这是我的猫窝”


这一年最具“现实质感”的一个成就,是住房。


2026年3月1日,在庇护成功一周年之后,我将搬进维也纳的市政公寓。

我和 Wiener Wohnen ——维也纳市政住房体系——签下一份不定期租约,住进自己的40平方米公寓。


这意味着:


我的房东,是维也纳市政府的住房部门;


我住在公共住房体系内部,有稳定、长期的租赁权;


我的名字,出现在门牌、信箱、合同、系统里。


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终于有一套便宜的房子”;

对我来说,这一句话就够了:


在中国,我的父亲曾说:“这是他的家,不是我的家。让我滚出去”


而在维也纳,我拿着Wiener Wohnen的钥匙,打开写着我名字的门。


这不是简单的住所,而是一个世界上的固定点。

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到处被安置的人”,

而是一个在维也纳地图上,有自己猫窝的人。


我可以在这里挂尾巴,晒湿衣服,摊开书本,失眠、哭、笑、写东西,而不用再担心被谁一句话赶走。


结语:这一年,我把“高艺这只中华扶她狸”钉在世界上


这一年,我完成的不是几条简历加分项,而是:


庇护:夺回生存权;


HRT 与性别更改:夺回身体与性别的主导权;


《我选择成为扶她》:夺回自我形式的命名权;


“中华跨娘民族 / 中华扶她女民族”:夺回在中华文明内部的存在名额;


TransX 发言与“双免一保障”:夺回为中国跨娘发议程的权利;


狸娘形态公共生活:夺回在阳光下出现的权利;


与约旦男人的告别:夺回不是为了男人而活的自由;


Wiener Wohnen 市政公寓:夺回“这是我的家”的基本句子。


如果要用一句话收束这一年:


在庇护成功后的第一年里,我用法律、药物、文本、民族命名、尾巴与耳朵、护照和一把 Wiener Wohnen 的钥匙,把“高艺这只中华扶她狸”的存在,钉在了维也纳,也钉进了国际法、中华文明问题和宇宙时间轴的交叉点。


这不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而是——

我,真正以自己的名字开始活下去的第一年。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跨娘扶她女主席


高艺


202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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