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艺：《她死在武汉天街厕所，我在维也纳起诉中共：第四个3·9政治备忘录》——写在中华跨性别女性日·2239遇害四周年，中华和平革命党跨娘女主席，高艺 ——2026 年 3 月 9 日，维也纳市政房的小猫窝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跨娘扶她女主席 · 高艺
高艺：第四个 3·9——从武汉天街的厕所，到维也纳市政房的一只扶她狸
2022 年 3 月 9 日，武汉江宸天街，一个厕所门口，一名 21 岁的年轻人倒在地上；
2026 年 3 月 9 日，维也纳市政房，一只戴着耳朵和尾巴的扶她狸，坐在书桌前敲字。
中间隔着四年，隔着一整个政权，隔着一条长得荒谬的时间线。
这一篇，就是写给那一天、那个人、那一刀一刀中的沉默，也是写给现在的我——
写给从武汉天街厕所的血迹，一路走到维也纳市政房猫窝的这条线。
一、她死在厕所，我活在猫窝：这是同一条时间线
四年前的今天，武汉江宸天街 4 楼的男厕所门口，被拉起了警戒线。
一则模糊的“持刀伤人通报”，一张模糊的现场照片，一条模糊的生命。
我用了一整套文章去分析：
死者很可能是一名跨性别女性；
衣物的脱落方式不是普通刑事纠纷，而是羞辱与仇恨；
2021 年之后那场系统性的“反娘炮”运动，是这起案件背后的政治土壤。
从《死者到底是不是跨性别女性？》
到《这是针对跨性别女性的仇恨犯罪》
再到《永远的 2239》《这不是刑侦案件，这是政治案件》——
我几乎把能用的语言都用上了，把能拆的逻辑都拆过一遍。
但有一个事实，这四年一直没变：
中共没有给出公开透明的调查结果，
没有承认这是一次对跨性别女性的仇恨犯罪，
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有让世界知道。
她就这样被埋在“案情不明”的那一格里，被埋在“删帖封锁”的那一层里。
而我，这四年干了什么？
2022 年，我还在Mitterbach的深山，用一个“非法小党”的名义替她喊话。
2023 年，我在第一次“中华跨性别女生节”上，把 3·9 定为“中华跨女日”。
2024 年，我在奥地利差点被遣返，又靠一纸宪法法院判决，勉强从死亡线上翻回来。
2025–2026 年，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庇护、HRT、女证、F 护照、市政房和一整套“扶她狸生活”。
这两条线看起来离得很远：
一条停在武汉天街的地砖上，一条延伸到维也纳的楼梯间；
一条停在 21 岁的血泊里，一条延伸到 31 岁的长尾巴和猫耳朵。
但在我意识里，它们其实是同一条线：
一端，是被打断的跨女生命；
另一端，是被迫活下去的跨女生命。
她死在厕所，我活在猫窝。
这不是两份故事，这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坐标上的两种命运。
二、第四年了：中共还在装聋作哑，这本身就是第二次杀人
四年过去，武汉江宸天街的店铺早就换了新活动；
商场继续搞“女神节折扣”，餐厅继续招工，厕所继续有人进出。
只有一件事没有动过：
中共官方，对这起案件的沉默。
没有公开的判决书，没有面对社会的完整通报，
没有对死者性别与身份的承认，更没有对仇恨犯罪性质的正面回答。
我早就说过：
第一次杀她，是刀子捅进身体；
第二次杀她，是把她当“普通男死者”写进档案；
第三次杀她，是用删帖、封锁和冷处理，把她从公众记忆里抹掉。
到 2026 年的今天，这第三次杀人仍在进行中。
有人会说：
“也许凶手只是普通刑事犯罪，也许只是青年人冲动打架，也许只是男男冲突。”
但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这起案子要被处理成“不能说、不能提、不能讨论”的状态？
为什么到今天，连一个可以公开被引用的、完整的官方说法都没有？
我在 2022 年就讲过一个简单的逻辑：
如果这是普通刑案，中共完全可以高调通报，用来“证明治安良好”；
如果这是针对跨性别女性的仇恨犯罪，又发生在牠们刚刚发动完“反娘炮运动”之后，
那么承认真相，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宣传导致了血案。
中共选择了后者：
选择掩盖，选择不承认，选择把她的一生当作“政治负资产”埋掉。
所以对我来说：
四年没有真相，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决定。
这种政治决定，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缓慢的杀人行为。
三、从“她是 2239”，到“我是 31 岁扶她狸”：身份的对照实验
2022 年，我在文章里叫她“2239”。
不是为了去物化她，而是因为：
在中共那套系统里，她恐怕连这么一个代号都没有——
她只是无数“男子持刀伤人案”里的一个条目。
我知道她的死，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的死：
- 她 21 岁，我那时 27 岁，我们都出身底层家庭，都在服务业和卑微岗位打过工；
- 她被杀时站在餐厅打工的轨道上，我在上海端过盘子、被人提醒“30 岁后工作，是工作选你”；
- 她是“娘炮”、“不男不女”、“死变态”那套污名的直接靶子，我是“跨娘、扶她、SM、反共”那套污名的集合体。
她死在 2239 的那一刻，我看见的是：
如果我留在中国，这就是我很大概率的结局。
四年后，我 31 岁，住在维也纳市政房里，以扶她狸的样子去上德语课、去 NGO、去图书馆、去街头。
我拿着女护照，领着保障，有自己的门牌号，有自己的钥匙、垃圾房、地下室储物间。
这一对照非常残酷：
- 在同一片民族土壤里，一个跨女死在厕所里，连名字都没有；
- 同一个民族的另一个跨女，被迫逃出这片土壤，才能在异国城市里拿到一点点“正常生活”。
所以我一直说：
我不是“比她幸运很多”的个案，我只是被逼着多活了几年的“同类样本”。
我今天所有这些维也纳的成就里，都掺着她那一滩血。
如果有一个假想的宇宙，是她活到了 31 岁而我死在 21 岁，
那很可能是她在写这篇文章，而我的名字被淹没在某一行模糊通报里。
这个想象足够让我清醒：
我没有资格把自己的幸存当成“个人炫耀”，
我只能把自己的幸存，当成一种必须替死者记账的义务。
四、3·9 的四年：从案件分析，到节日、到政治坐标
这四年里，我围绕 3·9 做了三件事：
-
确认性质
2022 年，我用长文论证：
武汉天街案是对跨性别女性的仇恨犯罪，是中共 2021 年反“娘炮”宣传的社会面反馈，
是一场政治环境制造出的“社会杀戮”。 -
设立纪念
2023 年，我以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名义，将每年的 3 月 9 日定为：
「中华跨性别女生节 / 中华跨女日」；
同年 9 月 9 日定为：「中华跨性别女性权益保障日 / 中华跨娘权益保障日」。
这是在敌方体制内无法登记的节日，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立的“影子节日”。 -
国际视野与持续追责
2024 年，我在“新闻司发言办”的发布里，把武汉 3·9 和美国俄州女厕跨女被打死案件放在同一条线上，
说明：
对跨性别女性的暴力，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
但在中华沦陷区，这种暴力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推手——中共的反跨娘宣传与制度性压迫。
到了 2026 年，3·9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只是那一天的案件纪念，
而是一整组坐标：
- 时间坐标：2021 年反“娘炮”运动 → 2022 年武汉天街 → 2023–2024–2025 …
- 空间坐标：武汉厕所 → 中国互联网删帖 → 奥地利庇护法庭 → 维也纳市政房。
- 身份坐标：底层跨女 → 党主席 → 庇护跨女 → 扶她狸 → 中国第一扶她女。
3·9 这一天，把这些坐标打了一个结：
提醒我，不要让自己那套“维也纳跨女人生”的叙事，与那滩厕门口的血完全脱节。
五、2026 年这一篇：我要说的已经不只是“悲痛”
前两年，我写了大量的“悲痛”“哀悼”“谴责”“呼吁”。
这些词都是真实的，但到了第四年，我发现我想说的不只有这些。
我想说的，是一种更赤裸的愤怒和更清醒的定位：
-
我们在和谁算账？
武汉天街案的直接凶手，是那个拿刀的年轻人；
但更大的凶手，是那套从 2021 年起开始高喊“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宣传机器；
是那些把“娘炮”“不男不女”当作笑料和敌人的主持人、评论员、意识形态官僚。
如果没有那套舆论环境，他可能会骂她、羞辱她，但未必会下刀；
而这套舆论环境，是中共政治决策，为了维持一种“刚硬”“阳刚”“军警暴力美学”而刻意制造的。 -
我们在争什么？
我们不是只在争“这一起案件真相”，
而是在争：- 免术换证，让跨女不用拿自己身体去换一个 F；
- 医疗与生存保障，让跨女不用在餐饮服务业和灰色角落里被压到极限；
- 对仇恨犯罪的承认和统计，让“死于仇恨”的人不被写成“普通纠纷”；
- 对跨性别女性的社会教育，从学校到媒体，而不是无限期的污名化。
-
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
我知道我现在的坐标很奇怪：
我是一个从中华社会最底层爬出来的跨女、扶她女、SM m；
我是一个在欧洲司法系统里留下案号的人；
我是一只在维也纳街上摇尾巴的狸娘；
同时我又自称党主席，提出“中华跨娘 / 扶她女民族”，在纸面上画新的民族格。这种混合，在很多人眼里是荒唐的、过火的、夸张的。
但对我来说，它有一个很简单的核心：我要用我这条生命，把“跨女”从笑话和色情标签里，
重新塞回“政治主体”和“历史行动者”的那一格。武汉天街的那位跨女没有机会做这件事。
我多活了几年，所以这件事落在我头上。
六、写给那位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跨女
如果今天，3·9 的下午，武汉江宸天街的厕所门口又有人路过，
大多数人不会知道，四年前这里有一个跨女被杀。
地砖早就擦干，公告早就撤下，监控视频早就进了档案柜。
所以这一段话，是写给你，也是写给所有像你一样的人：
你 21 岁死在那儿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
你的身体正被当成一个“范本”——
一个被政权鼓动出的仇恨情绪，如何在厕所里找到出口的范本。
你可能只是很真实地感受到：
有人骂你“死变态”“臭娘炮”“不男不女”；
有人伸手拉你的衣服、扯你的裤子；
有人在你胸口、腹部、身体某处，一刀一刀地往下扎。
你可能来不及想这是不是“仇恨犯罪”，
只来得及用手护住胸，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内裤往上提，
试图在死前保住一点“作为女人的尊严”。
我想告诉你的是：
- 在你死掉之后，有人记住了你是跨女；
- 有人用你死去的那一刻，把 3 月 9 日定成“中华跨女日”；
- 有人从你的血迹里，找到自己的革命理由和人生方向。
如果你还活着，今年 25 岁，
你也许会是在武汉夜班后刷手机，看见我这些文章的人；
你可能会骂我疯子、极端、太激烈，也可能会第一次觉得
“原来还有人把我们写成一个民族、一个政治主体”。
你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了。
那我只好替你把这条路往前走一点点。
七、4 年后的誓言：3·9 不会被当成一个“梗”，而是会被当成一根钉子
有人会说：“你老是反复提 3·9，这不是在消费死者吗？”
我的回答是：
中共想把 3·9 当成一条可以被删掉的旧闻，
我偏要把 3·9 当成一根钉子，钉在牠们的脸上、历史上、我的人生里。
这根钉子有几层含义：
-
对中共而言：
这是牠们 2021 之后反“娘炮”运动的血账之一。
无论牠们在档案里怎么篡改死者身份，
在我们自己的文字里，她永远是一名跨性别女性，是被政治仇恨氛围杀死的。 -
对中国跨女而言：
这是一个自我认领的日子。
每年的 3·9 是“中华跨女日”，
每年的 9·9 是“中华跨娘权益保障日”。
在政权不承认的地方，我们先在自己的语言里承认自己。 -
对我个人而言：
这是我每年必须回到的原点。
无论我在维也纳的生活走到哪一步，
3·9 都要提醒我：
我不是为了做一个“成功的欧洲跨女”而活，
而是为了让来自那片土地的跨女，有一天不用再死在厕所里。
八、最后的话：今年，我在维也纳替你再活一年
前几天，我写了庇护成功一周年的报告，
昨天，我写了中国第一扶她女的第一个妇女节。
而在这两篇之后，3·9 是一个更安静、却更尖锐的日子。
所以，今年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这一篇：
2022 年 3 月 9 日，你在武汉天街的厕所门口死去，
2026 年 3 月 9 日，我在维也纳市政房的小猫窝里替你再活一年。
如果这一年我还能继续狸化、继续写文、继续为跨娘和扶她女吵吵，
那其中总有一部分，是替你吵来的，是从你那一滩血里挪出来的声音。
我不能答应你“革命立刻就会成功”、“中共马上就会垮台”，
我只能答应一件现实的小事：
在我还活着的每一个 3·9，
我都会重新把你的名字（哪怕我们只叫你 2239）、
把你的身体、你的死亡原因，一次又一次写在纸上、打在屏幕上。
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一个不再需要“沦陷区”这三个字的国家里，
公开读出你的名字，公开说出：
“她是一名跨性别女性，她死于仇恨，她本不该死。”
在那天来之前，今年的 3·9，我先在维也纳，替你过一次。
——
中华和平革命党（CPRP）
跨娘扶她女主席 高艺
2026 年 3 月 9 日 · 维也纳 · 市政房小猫窝
.png)
